當前位置:首頁 > 新聞資訊 > 公司新聞
公司新聞

【鼎晶快報*2017.06月刊】技術進展

發布時間:[2017-06-29 ]

1、三位一體最新血液檢測技術,可為前列腺癌患者提供精準治療

我們距離前列腺癌的精準醫學更近了一步。研究人員已創建了一種三位一體的血液檢測,他們聲稱這種檢測技術能夠預測前列腺癌或者對 PARP 抑制劑的反應,還有藥物如何影響生存率,以及患者產生耐藥性的可能性有多大。

該研究的合著者,來自英國癌癥研究所及皇家馬斯登 NHS 信托基金會的 Johann de Bono 教授及其同事將他們的最新研究成果發表在《癌癥發現》雜志上。

前列腺癌是美國男性最常見的癌癥,僅次于皮膚癌。

遺傳性基因突變約占全部前列腺癌病例的 5 -10% 左右。少數遺傳病例是由于基因突變所致,這些基因通常有助于修復細胞 DNA 損傷,如 BRCA1 BRCA2 基因。

對于那些由基因突變所致的晚期前列腺癌患者,已有研究表明,一類被稱為 PARP 抑制劑的藥物能夠有效地殺滅前列腺癌細胞。

de Bono 教授及其研究團隊指出,雖然有些前列腺癌患者對這些藥物反應良好,但另外有一些前列腺癌患者在治療早期就停止了對藥物的反應或是對藥物產生耐藥性。但是,他們的這項最新研究或許能夠更好地確定哪種前列腺癌患者更有可能對 PARP 抑制劑反應良好。

探秘循環血中的癌癥DNA

研究人員對49例晚期前列腺癌男性患者血液循環中的癌癥DNA水平進行了分析,其中16例對一種被稱為奧拉帕尼(olaparib)的PARP抑制劑治療有反應。

在對該藥有反應的前列腺癌男性患者當中,研究小組發現,經過8周治療之后,循環血液中的癌癥DNA中位數下降了49.6%。然而,那些對奧拉帕尼(olaparib)無反應的前列腺癌男性患者經過8周治療之后,循環血液中的癌癥DNA中位數升高了2.1%

這一研究結果顯示,循環血中的癌癥DNA水平能夠幫助醫生確定哪些前列腺癌患者最有可能對PARP抑制劑治療有反應。如果反應率很低,前列腺癌患者就可以在幾周內決定改用另一種治療方法。

研究人員發現,他們還可以確定前列腺癌患者接受奧拉帕尼(olaparib)治療后的生存率。與那些接受奧拉帕尼(olaparib)治療8周后循環血液中癌癥 DNA 水平仍高的前列腺癌男性患者相比,循環血液中癌癥 DNA 水平下降者的平均壽命延長7個月。

最后,研究人員確定了有助于預測患者對奧拉帕尼(olaparib)產生耐藥可能性的生物標志物。在對該藥物停止反應的患者當中,研究人員發現,他們的癌細胞已發生遺傳變異,抵消了之前使它們對奧拉帕尼(olaparib)易感的 DNA 修復基因突變。

“精準醫學的新紀元”

雖然這項最新血液檢測技術還需要在更大樣本的患者中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研究人員認為,這項最新研究結果可為“開創前列腺癌精準醫學的新紀元”鋪平了道路。

de Bono 教授說:“通過這項研究結果,我們能夠開發出一種功能強大的三位一體的檢測技術,在將來能夠幫助醫生選擇治療方法,檢驗藥物治療是否有效,并能對癌癥進行長期監測。”


2、新型血液檢測能夠在癥狀出現前預測癌癥

最近一項無創性的癌癥診斷前期試驗效果顯著,這一新突破有助于未來高精度癌癥血液診斷與篩查技術的提高。這一技術的主要原理是檢測血液中的腫瘤細胞特異性DNA,而前期的試驗結果讓我們對癌癥的診斷有邁進了一步。

如今,我們對于癌癥的診斷技術的最佳方法是活組織切片,即通過從腫瘤患者體內提取一小部分腫瘤組織進行切片分析。然而,切片法會產生一定的創傷,而且只有在觀察到有一定大小的腫瘤實體之后才能夠進行組織提取。

因此,科學家們試圖尋找基于血液的檢測方法,這種方法能夠在不進行手術的前提下進行癌癥的診斷,不僅對患者的傷害低,而且能夠使診斷的時間大幅提前。

由于腫瘤組織中的DNA碎片會進入血液中,即循環性腫瘤DNActDNA),因此這種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最近,研究者們一直在尋找最佳的檢測ctDNA的方法,而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科學家們提供了最新的進展。

研究者們集體度了124名患有惡性乳腺癌、肺癌以及胰腺癌的患者的血液以及組織樣本,并且通過篩查發現了508中不同的基因突變。為了檢測這種方法能否在血液中發現游離的腫瘤DNA,研究者們比較了血液樣本、癌癥組織樣本以及白血球樣本中的遺傳物質的差異。結果顯示,所有癌癥的突變中,有73%在血液中都能夠檢測得到。

檢測ctDNA的最大好處是其出現時間早于腫瘤組織形成,因此及早地診斷有助于防止疾病的擴散與惡化。

雖然目前的結果十分令人滿意,但是研究者們還是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以促進該方法的最終臨床化,對此他們十分有信心。


3Mol Cell:特殊DNA運輸技術或可有效攻克耐藥性細菌的感染

抗生素耐藥性是目前威脅全球公眾健康的主要隱患,其會影響到任何人的健康;如今每年70萬人的死亡都歸因于抗生素耐藥性,2050年這一數字將會增長至1000萬;近日,一項刊登在國際雜志Molecular Cell上的研究報告中,來自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的研究人員通過研究成功促進DNA運輸到耐藥性細菌病原體中,從而就能夠有效對病原菌的耐藥性進行操控。

文章中,研究人員重點對噬菌體進行了研究,其是一種主要的研究工具,能夠將DNA運輸到病原菌中來中和病原菌的致死活性;單一類型的噬菌體能夠適應多種類型的細菌,因此其或許能夠作為一種創新性的工具來幫助研究人員加速開發治療耐藥性細菌感染的潛在藥物。

研究人員通過對噬菌體進行遺傳性修飾使其包含研究者所想要的DNA,同時研究者還設計出了來自不同噬菌體的納米顆粒組合,其就能夠更加有效地識別新型細菌,包括多種病原菌等,隨后研究者利用定向進化的方法選擇出了雜交顆粒來使其運輸進行過最佳優化的DNAQimron教授說道,對病原體DNA的操控包括使其對抗生素敏感、殺滅病原體、促進病原體失去毒力因子等;如今我們所開發的新技術就能夠明顯將DNA運輸技術擴展到對細菌病原體的研究中,這或許是一項里程碑式的研究,因為研究者實現了對細菌DNA的操控,這在此前研究中或許都是無法完成的。

本文研究或為研究人員改變人類微生物組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利用無毒力病原體來替代毒力病原體,以及利用抗生素敏感細菌來替代耐藥細菌,未來研究人員將會為這項新技術申請專利,同時利用該技術開發新型產品來將特殊DNA運輸到細菌病原體中,從而阻斷細菌的毒性,并且使其對抗生素變得敏感。


4分子診斷——體外診斷技術發展的飛躍

自公元前300年,希波克拉底提倡尿液檢查診斷疾病以來,距今已有2300余年的歷史,但真正在臨床上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的實驗室檢查不過數百年時間,主要原因是受限于體外診斷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沒有相應的科技進步和發展,實驗室檢測不可能取得突破。所幸的是,近百年來體外診斷技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重大發展。目前,實驗室檢查對診斷、治療、預后等臨床醫療決策的貢獻度越來越高,尤其是近年來分子診斷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體外診斷技術再次實現革命性突破,分子診斷技術已覆蓋了腫瘤、遺傳病、血液病、感染性疾病、神經精神性疾病、器官移植、出生缺陷等多個領域,其檢查結果對機體易感性評估、疾病診斷、預后、治療監測、個體化藥物治療、遺傳咨詢、健康管理以及家庭生育計劃制定等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甚至決定性價值。醫學實驗室的重要性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突顯。

回顧歷史,體外診斷技術的發展可謂既蜿蜒曲折,又引人入勝。公元1300年,尿檢在歐洲普及(此時距希波克拉底提倡尿檢已過去了1 600年時間)。公元1500年,內科醫生開始使用尿液顏色比對圖進行直觀尿液分析,1590年荷蘭顯微鏡學家、微生物學家安東尼·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16321723)利用自制的顯微鏡首次發現了微生物,觀察到肌纖維和微血管中血流,并于1684年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顯微鏡觀察下的細菌繪圖。1660年意大利學者Malpighi應用最原始的顯微鏡觀察到人類紅細胞,開辟了醫學領域中細胞形態學檢查的先河。至此,以形態學檢查為主的實驗活動已漸漸成型,醫學實驗的基礎逐步奠定。

化學技術的發展為體外診斷技術帶來一次革命性的進步,從此,實驗室檢查不僅僅是單純的形態學觀察和描述了,實驗室檢驗的內容和其臨床意義得到很大的豐富和發展。隨著化學的發展和一些先驅在生命科學領域的嘗試,人們認識到人體組織的某些現象可用化學方法識別,且這些現象對疾病診斷有幫助。這種"化學標志"具有與其他臨床癥狀和體征同樣的價值。

體外診斷技術的第二次革命源于人類對""的認識和酶學技術的發展1773年,意大利科學家學者斯帕蘭扎尼(Spallanzani17291799)推斷胃液中一定含有某種消化肉塊的物質。1833年,法國學者培安和培洛里發現淀粉酶。1836年,德國馬普生物研究所科學家施旺(Schwann18101882)從胃液中提取出了消化蛋白質的物質-胃蛋白酶,解開了消化之謎。1897年,德國化學家畢希納證明了活體酵素與非活體酵素的功能是相同的。并獲得了1907年諾貝爾化學獎。20世紀30年代,科學家們相繼提取出多種酶的蛋白質結晶,并證實酶是一類具有生物催化作用的蛋白質。20世紀80年代,美國科學家切赫(Cech1947 )和奧爾特曼(Altman1939)發現少數RNA也具有生物催化作用。1938年,Somogyi發明了血清和尿液的淀粉酶臨床檢驗方法,Gutman發明了第一個酸性磷酸酶的檢驗方法,1954年,Kuby發明了血清肌酸磷酸激酶活性的實驗室方法,1955年,WroblewskiLaDue發明了血清乳酸脫氫酶的檢驗方法,Karmen發明了天冬氨酸轉氨酶的檢驗方法。不僅僅是酶自身的測定,人體中一些其他化學成分如血糖的測定,也充分利用了酶的作用:煙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ADPH)的生成速率與葡萄糖濃度呈正比,在波長340 nm監測吸光度升高速率,從而可以計算出血清中葡萄糖濃度。這些設計精細的反應,足以反應酶學技術對體外診斷帶來的影響。

免疫學的發展和免疫技術的應用無疑為體外診斷技術帶來第三次革命1905Bechtold發現了免疫擴散的原理。1950R.S.YalowFamineS. Berson發明了放射免疫分析法,1952Poulik博士發明了免疫電泳,1959美國化學家R.S.耶洛和S.A.貝爾森提出利用同位素標記的與未標記的抗原同抗體發生競爭性抑制反應的放射性同位素體外微量分析方法,又稱競爭性飽和分析法。他們因此獲得1977年的諾貝爾生物醫學獎。1967年,Abelev證明用患者血清中提取的α-甲胎球蛋白可以檢驗患者是否患有睪丸惡性腫瘤。1971年瑞典學者EngvailPerlmann,以及荷蘭學者Van WeermanSchuurs分別報道了體液中微量物質的固相免疫測定方法ELISA1975年單克隆抗體雜交瘤技術的問世。在此基礎上大量的單克隆抗體被制備出來,并廣泛應用于臨床。1980年,D.Colcher發現了CA-72血清腫瘤標志物,主要應用于檢測直腸結腸癌。1981年,H.Koprowski發現了CA199,作為血清腫瘤標志物主要是為了檢測胰腺癌,R.C.Bast發現了CA125應用于檢測卵巢癌。在之后的數十年里,這種采用抗原-抗體結合原理建立的各種檢測方法在臨床上廣泛應用,不僅用于測定機體自身的免疫功能,還能廣泛用于檢測各種腫瘤標記物、自身抗體、感染性疾病標志物、激素等。

分子診斷技術的迅猛發展無疑是體外診斷技術第四次革命1953WatsonCrick提出脫氧核糖核酸的雙螺旋結構模型可謂是里程碑式的成果,為分子生物學的發展和分子診斷技術的進步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他們與Wilkins因此分享了1962年的諾貝爾醫學獎(此處值得一提的是Rosalind Franklin 19201958,她率先拍攝到的DNA晶體照片,為雙螺旋結構的建立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遺憾的是她并沒等到分享榮耀)。隨后分子生物學的研究進展可謂精彩紛呈,新技術新方法的研發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問世。自20世紀7080年代,各種核酸雜交技術發展成熟并廣泛應用。具有代表性的是斑點雜交(dot blot)southern blotnorthern blot和原位雜交(in situ hybridization),以及各種標記技術比如核素標記、熒光標記等在各實驗方法上的應用。1971Khorana提出核酸體外擴增的設想,但是,當時的基因序列分析方法尚未成熟,對熱具有較強穩定性的DNA聚合酶還未發現,寡核苷酸引物的合成仍處在手工、半自動合成階段,這種想法似乎沒有任何實際意義。1985年,美國科學家Kary Mullis經過兩年的努力,發明了PCR技術,也因此而獲得1993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同期取得進展的另一項非常重要的技術是DNA測序技術,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生物化學家Walter Gilbert發明化學法、英國生物化學家Frederick Sanger發明采用同位素標記的雙脫氧終止法手動測序技術,使人類測定基因序列成為可能。兩位學者也于1980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80年代中期,自動測序儀問世(應用雙脫氧終止法原理、采用熒光素代替同位素并使用計算機圖像識別)90年代中期,人們對DNA測序儀進行重大改進、采用集束化的毛細管電泳代替凝膠電泳,隨后發展出成本更低,通量更高,準確度更高、速度更快的高通量測序技術(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又稱"下一代"測序技術("next-generation"sequencingtechnology),能一次并行對幾十萬到幾百萬條DNA分子進行序列測定。在其發展過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大規模平行簽名測序(massively parallel signature sequencing, MPSS)、聚合酶克隆技術(Polony Sequencing)454焦磷酸測序(454 pyrosequencing)Illumina SolexasequencingABI SOLiD sequencing、離子半導體測序(ion semiconductor sequencing)DNA納米球測序(DNA nanoball sequencing)等。目前,DNA測序可進行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外顯子測序、轉錄組測序、非編碼RNA(miRNA)測序、甲基化測序等,新技術的應用,使人們對許多物種的基因組,包括外顯子、非編碼區、轉錄組和基因拷貝數變異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認識。對生物性狀、疾病的解析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在基礎生物學研究和在眾多的應用領域,如醫學診斷,生物技術,法醫生物學,系統生物學等中DNA測序已成為不可缺少的技術。除上述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進展外,分子生物學發展過程中,尤其重大的成就是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三大科學計劃之一的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提出以及人類基因組序列圖的完成(另兩個為曼哈頓原子彈計劃和阿波羅登月計劃),標志著人類已解開自身基因組的全部序列。該計劃的完成對社會發展和人類自身影響的重要性無論怎樣強調都不過分,對醫學實驗的巨大影響是進一步帶動分子診斷技術的飛速發展。

除各種核酸分析技術外,質譜技術近年來也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因為是檢測特征性的小分子,有些專家把質譜技術歸類到廣義的分子診斷技術中。其基本原理是測量離子電荷/質量比,首先使樣品中各組分發生電離,生成不同荷質比的離子,然后經加速電場的作用,形成離子束,進入質量分析器,再利用電場和磁場使發生相反的速度色散,最后將它們分別聚焦而得到質譜圖,從而確定其質量。世界上第一臺質譜儀是英國物理學家、化學家Francis William Aston(18771945)19世紀20年代研制成功,他用這臺裝置發現了多種元素同位素,研究了53個非放射性元素,發現了天然存在的287種核素中的212種等,并為此榮獲1922年諾貝爾化學獎。目前,液相色譜質譜聯用儀,電感應耦合等離子體質譜儀,富立葉變換質譜等已比較成熟。質譜分析法已廣泛地應用于化工、能源、藥物、刑偵、醫學等各個領域。用于生物醫藥領域的質譜具有靈敏度高、選擇性強、準確性好等特點,在檢驗醫學中可用于組分序列分析、結構分析、分子量測定、組分含量測定等。現已應用于核酸的檢測分析、小分子生物標志物的檢測、大分子生物標志物檢測、微生物鑒定、藥物分析等。

目前,分子診斷技術以其具有的靈敏度高、特異性強、簡便快速、可進行定性、定量檢測等優勢,已廣泛應用于疾病的預測、預防、預后、個體化藥物治療、產前篩查、遺傳性疾病、腫瘤、感染性疾病(包括細菌性感染、病毒性感染、寄生蟲、真菌、人畜共患疾病等)、神經精神性疾病等多個領域。實驗室檢測對臨床醫療決策的貢獻度進一步提升,檢驗結果的重要性也達到空前的高度。許多檢測結果已不僅僅是"輔助診斷"了,而是對臨床醫療決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但事物的發展總是具有兩面性的,實驗室檢測結果對臨床重要性的提高,同時也不可避免的伴隨著實驗室面臨風險的提高,除了直接影響醫療決策外,還伴隨著臨床醫護和患者對實驗室檢測的期望值提高和檢測質量要求的提高。20158月,美國華盛頓州終審法院對一起由于染色體核型分析報告錯誤引起的醫療糾紛,經過長達5年的訴訟后,最終判罰承擔檢測的醫療機構和實驗室5 000萬美元的天價賠償,為醫學實驗室提供了一個鮮活的風險教育案例。醫學實驗室需進一步加強風險意識和風險管理,提高質量管理水平,從檢測前、中、后每個環節切實規范管理和操作。讓"每一個檢測數據都關乎一個生命"的理念深入到每名檢測人員的意識里和每個操作流程的環節中。也只有如此,才能使醫學實驗室的管理、質量和能力與當代醫學發展和科技進步相適宜,與臨床診斷、治療、預后、預測和健康管理等要求相適宜。


5、改寫歷史:基因診斷表明良性甲狀腺結節不會變成甲狀腺癌

近些年來,隨著高分辨率B超的廣泛應用,甲狀腺結節的檢出率日益增加。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十城市甲狀腺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發現直徑超過5mm的甲狀腺結節患病率已高達12.8%,這一數據在1999年僅為2.78%

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副院長寧光表示,在人體中,甲狀腺作用不可輕視。他倡導建立基因診斷體系。

由于擔心良性結節會演變成甲狀腺癌,甲狀腺結節的手術量也在日益攀升,但真的有那么多人需要開刀嗎?

最近,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內分泌科團隊帶來最新研究成果,其研究聚焦最常見的甲狀腺良性結節與甲狀腺癌(即腺瘤樣結節與甲狀腺乳頭狀癌)。“我們發現,兩者在遺傳進化上完全不相關,甲狀腺癌更傾向于從正常甲狀腺直接發展而來,而不是日常大家所認為的,先變成良性結節,再進一步演變成甲狀腺癌。”

團隊成員、內分泌科主任王衛慶告訴記者,因此患者在確診良性結節之后,不要過分擔心其演變成甲狀腺癌,只要適度隨訪觀察即可。

團隊研究發現,甲狀腺癌不是從良性結節演變而來,80%的甲狀腺癌與24.3%的良性結節具有特殊的突變基因,同時與其他惡性腫瘤相比,絕大多數甲狀腺乳頭狀癌突變基因數目較少,在遺傳進化上講惡性程度并不是很高。因此,甲狀腺乳頭狀癌雖然名稱中雖有一個“癌”字,但其在活性上并沒有想象中的危險,即便患了甲狀腺癌,也無需恐慌,只要遵循正規醫院醫生的建議適度治療即可。

怎樣確診良性結節or甲狀腺癌?

王衛慶介紹,目前主要依賴甲狀腺B超檢查,必要時進行細針穿刺檢查,但仍有相當數量的結節難以鑒別。“因此當良性甲狀腺結節與甲狀腺癌鑒別困難的時候,應該引入突變基因檢測,以提高診斷的準確率,減少不必要的檢查與治療,尤其是手術。”她提出建議。

寧光院士表示,良性甲狀腺結節與甲狀腺癌的診斷應該從目前的形態學診斷進入分子診斷時代。“長期以來,甲狀腺結節的切除依據為5大指征:結節直徑大于5mm、患者年齡在30歲以下、單發、短期呈明顯增長及壓迫周圍器官。但我們應該思考,未來是否能有更好的判斷標準?這也是基因可以帶給我們的進步。”


6、外顯子測序---產前診斷及兒科疾病診斷的新秀

由美國貝勒醫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聯合舉辦的第一屆貝勒醫學院-香港中文大學臨床遺傳學大會在著名的威爾斯親王醫院召開。來自貝勒醫學院,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協和醫院,馬來西亞大學,墨爾本大學等數十個中美及周邊國家學術與臨床機構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進行了為期兩天的學術報告與交流。

本次大會的主題主要圍繞尖端測序技術與數據分析在產前診斷以及兒科疾病診斷治療方面的應用與研究。與會人員具體就無創產前診斷,基因組技術,神經性疾病的基因學以及先天性心臟病的遺傳學等問題進行了精彩的發言與深入的討論。

貝勒醫學院分子與人類遺傳學系教授Richard Gibbs,貝勒醫學院分子與人類遺傳學系系主任Brendan Lee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蔡光偉以及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兒科系鐘侃言教授等專家學者就自己的具體研究與應用案例就NGS技術在產前與兒科遺傳病診斷方面的最新臨床與科研進展做出了具體介紹。

在本次大會上,全外顯子組測序(Whole Exome Sequence,WES)已經成為了與會專家報告中頻繁出現的技術熱詞,結合技術背景以及具體病例,貝勒醫學院教授IgnaVan den Veyver,特區衛生署高級醫生陸浩明,墨爾本大學教授陳忠洋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的陳耀敏醫生等專家均對全外顯子組測序技術在產前與兒科遺傳病診斷方面的廣泛應用做了具體報告。

與傳統的單基因逐個外顯子或全基因組測序相比,外顯子組測序能夠以相對更低的檢測成本創造更高的臨床價值,在極大程度上幫助診斷醫生提高胎兒遺傳病的檢出率,幫助醫生實現更加精準有效的臨床干預。同時,外顯子組測序在臨床與轉化研究中日益廣泛的應用也意味著科研與臨床對其技術精準性要求的大幅提高。為了滿足學術與臨床方面對于外顯子組測序不斷提高的各種要求,專注于測序技術發展與進步的科學家們在最近幾年之內已經逐步成功實現了外顯子組的靶向測序與靶向分析。

在提高測序精準性與覆蓋率的同時,最新的靶向外顯子組測序技術還能夠大幅縮短獲得結果的實驗周期。而對于臨床研究和服務來說,測序周期的縮短是至關重要的。

目前,完全能夠滿足臨床與實驗室研究需要的靶向外顯子組測序技術已經初步實現了商業化,全球各國的臨床醫生和研究人員僅需提交簡單的申請便能獲得高效優質的相關支持。

除了外顯子組測序之外,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蔡光偉也對低深度全基因組測序在遺傳病產前診斷等領域的應用進行了相關介紹,描述了這種技術手段對于彌補全基因組測序相關缺陷的重要意義。

在本次大會中,有幸聆聽了張學,盧煜明,黃國英,Art Beaudet 以及James Lupski等知名科學家的精彩報告。與此同時不斷涌現杰出臨床與基礎青年科學家也使得中美乃至全球的產前診斷與基因檢測領域進步迅猛。

得益于科學家們勇于創新且精益求精的杰出工作,同時也得益于無數奮戰于產業與技術轉化的一線工作者,產前診斷的技術發展與學術進步給予了我們越來越多的希望。

在會議最后,香港中文大學婦產科學系主任梁德楊教授對各位講者的精彩報告以及各方同仁在本次會議中的巨大支持表達了由衷的感謝,希望借由此次會議增進中美及多方在科研及臨床遺傳學方面的深入合作。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在他們的努力下,缺陷兒的出生真的會成為永遠的歷史。

Copyright  2014  上海鼎晶生物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滬ICP備17022005號  Shanghai  Topgen  Pharmaceuticals
滬公安網安備31011502005145號
买彩票输的控制不住自己怎么办